每年28.7万人自杀 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

2007-12-23

自杀，作为一种从不特殊于人类发展之外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100个自杀者，有100个自杀的理由，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不约而同地抛弃这个越来越好，但是越来越复杂的社会。
中国自杀预防及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翟书涛表示，我国缺乏制止自杀的宗教教条或法律条令，也没有建立关爱生命、干预自杀的社会支持网络，许多农村卫生院甚至连抢救喝农药自杀者的药物和器材都没有。
我国每年约有200万自杀未遂者，看着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自我剥夺生命，这不得不令全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命题：他们为什么自杀？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自杀？
1、学校要剪发学生喝农药
肇庆市广宁县初一学生小潘，因学校要求剪头发而服农药自杀。
在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ICU病房抢救近一个月，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小潘终于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3月28日转到留医观察室治疗。昨日，笔者在该院留观室探望了小潘，并采访了其家长和小潘就读的学校校长等相关当事人。
小潘神情呆滞，形容憔悴、消瘦而显得十分虚弱。
据小潘的父亲介绍，3月2日早上7时15分左右，小潘的班主任打电话到小潘家里，向小潘的母亲反映小潘的头发太长，需要去剪短，要不然就不许进学校。小潘的爸爸回到家里，给了小潘钱，让他去剪头发。半小时后，小潘回到家里，头发剪是剪了，但是仍然很长，还是达不到学校的要求。父母担心学校真的不让小潘上学，要求他再去剪短一下。
据潘父回忆，当时他责备孩子的时候，小潘没出声，只是低着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那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孩子的情绪，他都15岁了，有自尊心。”说到这里，潘父眼噙悲泪懊悔地低下了头。
出事当天，午饭做好后，小潘的父亲叫小潘下来吃饭，“但孩子一直没出来”。他走进小潘的房间，发现小潘在拼命地呕吐，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农药味。父母当即将小潘送到医院抢救。“当时孩子还是清醒的，他跟我说，他喝了家里杀虫的‘乐果’农药！”
2、应加强重点人群心理关怀
在这场令人心痛的自杀事件背后，压力最大的也许就是小潘的班主任张伟林。
“如果不是老师在电话中说‘如果他再不剪头发，就不要来学校了’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强迫他去剪发。”潘母认定是剪发的事逼得孩子走上了绝路。
对此，广宁县南街镇何柱铭中学副校长袁剑锋向笔者表示，事件发生后，他们都感到非常难过，并且从学校的“扶困助学基金会”里取出2100元送到小潘家长手里。
袁剑锋说，小潘平时在学校里面不太合群，郁郁寡欢，性格比较孤僻。学校开学之后要求剪头发，张老师私下跟他聊过，他当时也没有表现什么不满情绪。当笔者问到学校平时是否开设一些心理辅导、咨询课时，袁剑锋说，农村学校条件有限，学校没有开设过这方面的课程。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贾福军博士则认为，小潘之所以自杀，与老师和家长的冲突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如学习问题、不良同学关系)影响，多个刺激因素叠加共同作用而导致心理防线崩溃；而影像制品、媒体有关自杀情节行为方式的暗示、模仿效应也不能排除。
贾博士建议，学校应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学生健康个性的塑造；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对性格孤僻、突出的人群进行针对性心理辅导；学校管理制度要规范化，可操作性强，不能模棱两可，并尽量得到学生、老师、家长乃至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制度的执行过程尽量人性化、方法个体化。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强剧毒农药的管理。
3、自杀已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小潘事件只是一个普通个案。卫生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据此，有学者推算，实际自杀人数比统计的还多。
在我国，大约有13.5万名小于17岁的孩子经历过父亲或母亲死于自杀的悲剧。

有些人在毁灭自己的同时，连他人也一起杀死；甚至还有些人，没有把自己杀死，却害及他人。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自杀已成为一个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问题。

我国每年约有200万自杀未遂者，这意味着平均每两分钟就有8人自杀未遂。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专家据此测算，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承受着因家人或亲友自杀死亡所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大约有400万人承受着因家人或亲友自杀未遂所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有1700万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因他们所爱的人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受到严重损害。

“自杀死亡者背后隐藏着的是无数自杀未遂者，自杀未遂者背后隐藏着更多想过自杀却没有实施的人，以及许多深受他们影响的亲人朋友们。”一位长期关注自杀人群和自杀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说。

100个自杀者，有100个自杀的理由，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不约而同地抛弃这个越来越好，但是越来越复杂的社会。

一个社会如果太多的人寻求自我毁灭，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这些人义无反顾地自我剥夺生命，这不得不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他们为什么自杀？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自杀？

4、人大代表提出防自杀议案

世界卫生组织费立鹏博士研究发现，中国1/3的自杀死亡者和2/3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时没有精神障碍。而其他国家90%以上的自杀者都患有精神疾病。我国一项自杀未遂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也表明，仅有38%的自杀未遂者有精神障碍。

“全国现有2600万抑郁症患者，其中，只有大约5%的人接受了相关治疗。抑郁症是自杀的高危因素，而它是可以治疗并能够好转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曹连元说。他同时坦言，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降低自杀率的方法。

中国自杀预防及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翟书涛说：“我国缺乏制止自杀的宗教教条或法律条令，也没有建立关爱生命、干预自杀的社会支持网络，甚至在许多农村的卫生院，连抢救喝农药自杀者的药物和器材都没有，病人送到医院，60%以上死掉了。”

2007年3月11日，叶青等30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起《关于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自杀条例的议案》，这是国内第一份关注自杀问题的立法议案。

“有些自杀者，在刚产生自杀念头时，如果能被周围的人群及时发现，完全可以避免。”议案正式提交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大会议案组后，叶青表示，“结果怎样还有待讨论，但即使从议案降到建议、再由建议降到领导参阅件，也是有意义的。”

5、一个试图自杀者的复活启示

在社会救助机制尚待完善的今天，对于自杀者而言，自我救赎，就显得尤为关键。

几个月前的一个周末，笔者接到一封读者来信，皱巴巴的信纸，歪扭扭的小字，劈头就说：“下个月的今天，也许我已经到阴曹地府去了。”

这位名叫张学懂的农民兄弟讲述了自己“由不幸到绝望”的人生过程，写了整整三页纸。

张学懂没留电话，家远在800里之外的一个小村落。按照信封上显示的地址，笔者挨家挨户地询问，村小学的老师告诉笔者，张的女儿在这里读一年级，他家距此1公里。沿着一条泥巴路，磕磕绊绊半个小时，到了他家。在一座只盖了一层半的红砖房中，笔者见到了张学懂，一个饱经风霜、局促不安的小个子。对笔者的到来，他非常激动，反复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他没有死，前不久还娶了第二个老婆。告别之际，他还对笔者说了一句颇有名言警句味道的话：“鼓起勇气，战胜困难。”

老张的遭遇让我们欣喜，他毕竟是一个活过来的自杀者。更多的，我们却永远无法和他们对话，无法知道当他们结束生命时，对这个社会的评价。

这是一个个体，一个魂兮归来的个体。也许，他现在逐渐好转的生活，会给那些试图自杀者，带来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观点自杀预防机制有待完善

对于人为什么会想到要去自杀，中山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华指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自杀者可能在适应性方面存在问题。适应性包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对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从机制上，适应可以分为心理的适应，生理的适应，遗传的适应等等。

由于我国目前处在快速现代化时期，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因此，有一部分人群容易出现适应不良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占自杀比例较高的老人、青少年、妇女等人群，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些人的意识还停留在传统社会中，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的意识，在受到家庭暴力或者被歧视时，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导致一些老人自杀的原因。

陈华指点，预防自杀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建立一整套机制，如设立自杀求救热线、救助自杀者的机构，防止自杀的教育等。除此之外，立法也很重要。同时，还应发动全社会力量，通过心理干预等手段对可能自杀的人群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走出自杀的阴影。